一年前,藉著《真理無懼》這部電影認識了漢娜鄂蘭,對其獨立思考與拒絕服從的勇氣印象很深刻,而最近在看完她1964年的訪談後(https://youtu.be/UGm-t04oMrQ),就決定打鐵趁熱把這本書給讀了。

這本導論性的書,精要連貫地串聯了漢娜·鄂蘭的生平、思想和心路歷程,對其著作內涵也都有頗清晰的介紹,也有點出她理論的缺點與侷限。此外,書裡也包含了一些思想家與鄂蘭的理論對照,例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笛卡爾、康德、馬克思、海德格、哈伯瑪斯。使我對這些思想家也有更多的瞭解和興趣。

由於內容頗多元,這裡就先列兩點個人目前較有感的部分:
1、「自覺的賤民」—個人認同課題
2、「心智生命」—「思想」的重要性

在漢娜·鄂蘭成長年代的歐洲(尤其是德國地區),「猶太人」一直處在很尷尬且被貶低的位置,仿佛一群沒有根的「異鄉人」:不是做一個「賤民」,就是選擇被「同化」而成為「新貴」,前者不被社會所「承認」,過著貧困隱蔽的日子,後者則獲得了扭曲不全的認可,但只能在主流社會中扮演特殊的角色,例如:貪婪冷酷、功利至上的商人,而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裡,鄂蘭就對上述狀況做了個深刻的描述:「猶太人既又有賤民不能成為新貴的遺憾,又有新貴背叛了他的人民,以及用個人特權交換平等權利的悔恨。」

後來,鄂蘭選了第三種選擇——做一個「自覺的賤民」(conscious pariah),因為可以「既不排斥社會,也不忘記和隱瞞她與那些局外人的聯繫,從而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而鄂蘭也陸續發現了一些近似「自覺賤民」的作家,例如:班雅明、卡夫卡,但這個相對獨立的選擇,使得他們都成了兩邊不討好的「叛逆者」,許多深刻的孤立感便時常侵襲而來。

而在「階級」尚分明的社會,如果生於一個相對下層的階級,卻不甘於當下位置、想有所改變有所成就,有時也會面臨到上述的困境,但鄂蘭所提出的「第三選擇」著實讓人稍微振奮,既可減少在向上爬的過程中,對原生家庭的疏離和傷害,彷彿也能有一個較為獨立的位置,而不必全然服從同化於主流體制。當然,更細微的實踐仍需再去探索,但也不失為一個可能。

第二,鄂蘭認為:「思想」帶來的不是「知識」,而是「意義」,且「如果失去思想對意義的渴望,人們很可能不僅喪失了創造藝術品這類思想事物的能力,還喪失了追問所有不可回答問題的能力。」

作者也補充到:「思想所思考的東西,它的目的不在於提供一勞永逸的答案,因此思想要不斷地重新開始,但正是這種不斷開始的活動,拒絕了一切教條和自以為是的真理,提醒人們任何思想都有重新審視的必要。」正如極權主義、納粹屠殺猶太人這類極端事件,更需要人們有勇氣且理性地去重新理解,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此外,「思想」這種高度專注的「內心對話」,也使我們得以愉快、平靜地獨處,卻又不完全失去與他人及世界的連結:「這種對話不是自我的獨白,而是在內心進行的自我與他我的交流,他我實際上代表了我部分接受他人看法。在離群索居中保持內心的平靜和不受干擾,同時又充分考慮到他人的看法,不會陷入個人意見的獨斷和盲目,這就是『一個人在什麼都不做的時候最活躍,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最不孤獨。』

「思想」也不是哲學家們用來逃避現實社會的出口,而是與人類、世界再度聯接的橋樑:「對鄂蘭來說,思想的活動不是鄙棄現實雜亂無章而嚮往理論生活的澄澈寧靜,也不是為了達到知識和真理的途徑,而是因為有了它,人們才得以克服對現實的恐懼和絕望,恢復對生活的愛。」

再者,「思想」更不是專屬於少數人的特權,相反的,「只有在一個普偏無思想的時代,這個普通的願望也會成為做人的全部代價。」她所敬佩的一位『自覺賤民』——卡夫卡即可為例,「他全部的天賦,他做為時代精神的表現,恰恰在於他想成為人類社會的普通一員。這個社會不人道不是他的錯,可是,陷入這張網裡,真正善意的人也會被迫作為例外或反常的人,成了聖徒或瘋子。」

另外,漢娜·鄂蘭也提醒著世人,由於「思想」能作為理解、傾聽他人的橋樑,因此,「無思想」不僅會忽略或貶抑他人的獨特性,更有機會使「極權」再度復興,使「平庸的邪惡」變為普偏。例如:1971時,一份57卷被披露的越戰決策文件,顯示了美國政府在越戰期間,蒙蔽民眾且自我欺騙的黑幕,也使得晚年的鄂蘭痛苦地回憶起了納粹政府當時類似的自欺欺人行為。

而由少數菁英所壟斷的政治下,將產生消極冷漠的大眾與「順民」,而在當今「美帝」等大國越發強勢的政經權力與不公開性下,使我們不得不重視自身與大眾「思想」和判斷能力培養的急迫性,並重拾對公共領域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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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5